作爲一個諮詢機構,會議還負責擬定戰略計劃並提供長期的軍事指導原則,以供各軍事部門在擬定各自的計劃時使用。

爲了擬定這些計劃和提供這方面的指導,它們需要從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軍號中聽到明確響亮的指導性的號聲,否則,它們的調子就會與總的國家戰略不合拍,因此,基本的國家安全政策這一文件對於軍種軍事長官會議,具有重大的意義。

會議制定的可以與國家安全委員會制定的基本的國家安全政策媲美的文件,定名爲聯合戰略目標計劃,其目的在於爲6年後的一個財政年度所需要的武裝部隊的發展提供擬定計劃的指導原則。

它估計了冷戰、有限戰爭、或大戰的軍事需要,幷包括爲貫徹基本的國家安全政策所提出的軍事戰略所需要的軍隊的數量、部署和運用。

它也爲軍種動員計劃的擬定提供了指導原則,並作爲每年向國防部長提出軍事要求報告的基礎,以協助國防部長制定下一財政年度軍事預算的指導原則。

因此,如果會議達到了這些預定的目的,它就能及時制定未來四年的計劃,從而保證當前的國防預算中具有必要的經費,能夠有步驟地建立所需的部隊。

它將向各軍種吹出明確的號聲,使它們知道如何在所需要的整個軍隊中起它的一份作用。

聯合戰略計劃通常包括下述內容:

對計劃期內的軍事威脅的情況判斷,一項進行冷戰、有限戰爭和大戰的戰略方針,一個後勤附件,以及一張爲支援戰略方針所需的部隊的一覽表。

制定所謂的部隊一覽表總是在會議內部引起最大的意見和分歧。

顯然,聯合戰略目標計劃是爲有步驟地發展軍事計劃而擬定的一項很重要的文件,可惜,象基本的國家安全政策一樣,它在實施過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難,未能達到它的崇高的目的。

最近的三個聯合戰略目標計劃中,沒有一個適於作爲一項真正的擬定6年計劃的文件,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種總司令未能就國防部認爲是在計劃擬定中切實可行的財政開支所能支持的各種部隊的最好組合一事取得一致意見。

聯合戰略目標計劃原先是作爲允許軍種總司令在事先不考慮預算限額的情況下估價軍事需要的一項文件。

結果,根據聯合戰略目標計劃,1960年約需4800億人民幣,以後則每年需要5500-5800億人民幣,國防部長對於這樣的預算非常不滿,他或者是拒絕這種預算或者是強制規定財政限額來限制他所認爲的不合理的計劃,結果,聯合戰略目標計劃越來越變成爭奪下次預算的預演,而不是制定中期戰略計劃的文件。

這樣,儘管由國家安全委員會擬定國家戰略和由軍種軍事長官會議擬定軍事戰略的程序看來似乎是合乎邏輯的,但是這種制度由於一些根本原因而失敗了。

國家安全委員會沒有掌握國防的根本問題,並且未能對武裝部隊提出明確的指導原則,會議未能就支持業已一致承認的戰略方針所需的部隊取得一致意見,因此未能提出各軍種所需要的軍事指導原則。

國防部長在中期戰略計劃的擬定過程中插進了財政方面的問題,從而使中期戰略計劃失去了它的大部分潛在價值。

但這只是問題的一部分。爲了瞭解整個問題,需要深入調查決策層的情況,瞭解一下制定戰略的實踐與理論的區別。 首先,讓我們觀察一下軍種軍事長官會議的工作情況。

每個月的10日上午10點,軍種軍事長官會議在總參謀部二樓靠近呼倫貝爾湖邊的一套辦公室內舉行會議,他們的負責會議事務的主要助手們,即所謂負責作戰的參謀長們,提前半小時開會,儘量處理掉一些次要的事情,然後參加軍種軍事長官們的會議。

負責作戰的參謀長一般都是各軍種的中將,他們在各軍種的參謀部中居有重要的地位,在這些年內,他們在這個會議系統中,擔負着日益重要的任務,代替軍種總司令處理許多次要的事務,並在總司令們研究重大問題之前,作好初步的準備工作。

會議的會議室約長28米長,寬24米,牆壁塗上一層令人討厭的芥末色,這種顏色是總司令們在雨天光線暗淡的情況下所不幸選擇的。

軍種總司令們坐在削去了兩頭的橢圓形桌子周圍,總參謀長,副總參謀長,海軍和空軍代表坐在陸軍,海軍陸戰隊,特殊作戰部隊和聯勤部隊的對面。

戰略部隊和另一個副總參謀長坐在桌子的一頭,他們的對面坐着兩名負責會議記錄的軍事祕書,這樣,參加會議的通常有12人,他們是正式的成員,但還可以邀請外人列席會議。

事實上,各軍種總司令們要求總參謀部或其他機構的專家們參加會議,並以他們的特長幫助解決問題,是很常見的現象。

會議的會議議程通常在兩天前分發,議程涉及的範圍很廣,包括由三軍對國防部長、聯合司令部及特種司令部的職責所引起的各種各樣的問題。

發展武裝部隊的長期計劃,由於這些計劃而產生的對人員和後勤的需要,新式武器系統的作用以及這些武器的裝備部隊。

對友好國家的軍事援助計劃。

有關海外司令部的作戰問題。

以及會議建議國防部在裁軍,限制原子試驗等問題和與國防部有關的類似的國防問題上所應採取的立場。

正式開會前幾小時,軍種總司令們都從參謀人員那裏得到一份關於會議議題的簡要報告,爲了便於和各自的參謀長們區別,那些提出簡要報告的參謀被稱爲第十人,他們對其上級所持的最後主張有相當大的影響,因此每個軍種總司令都必須警惕自己變成第十人俘虜的危險。

第十人通常是能幹而又熱情的年輕軍官,經過訓練,能在上級面前毫不畏懼地爲自己的觀點辯護。

我記得幾年前曾經發生這樣一件事情:空軍參謀長(中將)在開會時收到了一張紙條,他笑着唸了出來:“如果總司令想要修改第四頁第二行,盡一切力量反對他。米克少校。”

第十人必須有自己的看法,並且要大膽地提出來,但軍種總司令和參謀長不應爲他們的意見所束縛。

會議研究過的大部分文件很快得到了處理。然而,也有一些文件可能列入會議議程達數週之久,這些文件的涉及面通常很廣,關係到三軍的長期計劃。

會議的工作量很大,並且還在日益加大,從1957年10月6日到1959年3月31日,共處理了2977份文件。

一般人都認爲,軍種總司令們意見不一致,是平常的事。但是,根據我的記錄,在這些文件中,有2954份都是一致通過的,只有23份文件意見不一致,然而,這23份卻是最重要的問題,其中包括:

應不應該允許陸軍掌握中程彈道導彈?

應該儲存哪些類型和當量的原子武器?

應當賦予軍種總司令以什麼樣的職權?

軍種司令部應怎樣組織和配備參謀人員?

應否優先發展小型戰術原子武器?

應該如何使用反導導彈和中小型地對空導彈?

是否有足夠的運輸工具,可以用來輸送進行有限戰爭的部隊?

應否修改基本的國家安全政策,以便更加強調爆發有限戰爭的可能性?

就會議所考慮的問題的範圍而論,指出可能得到它們考慮但卻沒有被考慮的一些問題,是有趣的。

首先,在國防預算方面,會議沒有規定的責任,它雖然負責草擬和向國防部長提出與編造國防預算有關的軍事需要,但是作爲旁觀者,卻沒有參加預算的實際編造工作。

然而,國防部長盛建文將1960年的預算交給會議的行動表明,國防部長已經越來越感到有讓軍種長官們同意他的最後預算的需要。

在過去,軍種長官們不完全瞭解全面的國防預算,因此不能提出有份量的意見,現在可以指望進行重新的考慮,以便讓他們在編造預算時發揮較積極的作用,因爲,如果不這樣,就無法統一安排軍事需要、軍事預算以及由預算所支持的各軍種的計劃。

軍種長官們沒有進行的另一項工作,就是擬定或執行作戰計劃並隨時召開特別會議。

這些職權通常屬於海外聯合司令部或特種司令部的司令,就拿1958年7月琉球共和國獨立後的登陸爲例,這次活動的計劃和具體組織都是由隋建勇海軍上將負責的,他以特遣部隊司令的資格直接向會議報告,並由後者批准他的計劃和保證他獲得爲完成這些任務所需要的軍隊和補給品。

當會議瞭解了隋建勇海軍上將有了正確的計劃和執行這一計劃的手段後,就坐待他的行動,並準備在他需要幫助時,隨時插手進去。

今天,假如在海外任何地方發生戰爭,會議的作用實質上就和琉球共和國登陸時的作用相同,但在發生較大的事件時,它就可能大大擴大它在國內的活動,即組織動員和使預備隊作好戰備,以增援負責作戰的海外指揮官。

會議的組織具有任何委員會制度所具有的優點和缺點,各軍種的軍事首腦參加這種委員會,可以使國家高級軍事領導人的廣泛的經驗得到利用,這樣,我們最重要的軍事計劃就會反映出瞭解本軍種和本軍種優缺點的人員的意見,他們對國防部長的建議都是負責的,並且保證了計劃的現實性。這些計劃主要是由負責執行的人員制定的。

另一方面,會議在解決爭執時,具有任何一個委員會所具有的缺點,它們在採取行動前,必須考慮和調解各種不同的意見,在統一意見的過程中,又要花費很多時間來消除不同的看法。

例如,1958年,議會授權改組軍種軍事長官會議後,我們曾對總參謀部的重要職位在三軍中的分配,爭論了數月之久,才達成協議,當調解失敗後,就需要時間準備向國防部長提交爭論的問題。

我經常認爲,我們在處理每天的議事日程時,過於拖拉,這大概是因爲委員會很少具有一種迅速處理事物的個人責任感,而這種責任感卻是司令官或參謀長在處理本司令部工作時所具有的優秀的品德。

此外,既然有不同意見的參謀長能長時期地阻止在一個問題上採取行動,因此,就很難強迫他們考慮不適合於一個或幾個軍種情況的問題,甚至當國防部長指示進行這種考慮時,他們可能說一些無聊話以資回答,使一些根本性問題模模糊糊或者不能完全解決。

過去解決分歧意見時的不能令人滿意的經歷,是促成在處理重大問題時遲疑不決的另一個因素,因爲,文職首長在接到必須由他們自己作出決定的有分歧意見的文件時,往往表現出極大的不滿,所以參謀長們不僅常常要花費過多的時間尋求妥協的辦法,而且還要清理一些長期積壓的有爭執的文件。

類似空軍司令部和我們戰略部隊應當保持多大的規模等棘手問題,可以而且已經被擱置了幾年之久,如何正確地組織軍事司令部,是我參加會議這一機構時就面臨的另一個問題,但至今仍未解決,如果袒護參謀長們,我們就可以說,在他們上面的決策機構的微不足道的成績使參謀長們灰心喪氣,不願直截了當地清楚說明矛盾和迫切要求對分歧作出最後的裁決。

在這方面,我們應當記住,軍種軍事長官會議是一個諮詢機構,它們不能決定這些問題,決定政策是文職領導人的責任。 既然解決意見的分歧已經成爲會議有效地行使職權的主要障礙,就有必要較詳細地研究一下出現分歧意見的原因,人們普遍認爲,會議中所存在的意見分歧完全是由於各軍種狹隘地維護本軍種的利益所造成的。

但是,仔細地分析一下實際情況,就可以看出,這種看法只有部分的理由,在許多情況下,意見分歧是由於遠爲根本的和毫無私心的原因所造成的。

如果研究一下實際發生的情況,就可以看出會議中的意見分歧大概可以分爲三類。

首先,有些分歧多少帶有點哲學的味道,它們是由於大規模報復戰略思想和靈活反應戰略思想之間的不斷衝突而引起的,因此應由國家安全委員會在基本的國家安全政策的文件中加以解決。

其次是由於上述分歧引起的關於未來戰爭的實施以及準備進行這種戰爭的方法與手段,這裏包括這樣幾個問題:各種參戰部隊的數量,新武器系統在未來戰爭中的作用,對各軍種的作用與任務的不同解釋,對核武器的依賴程度以及核武器的最適當的儲存種類和當量。

最後,以上廣泛的爭執也引起了大量的專業性的和技術性的分歧。

例如:和烏拉爾聯邦的聯合司令部和特設司令部的組織與指揮,因陸軍與海軍陸戰隊之間、陸軍與空軍之間、以及空軍與海軍之間的作用與任務的不明確所引起的特殊問題。

此外,還包括陸軍航空隊的規模與性質,各軍種在大陸防空中的職責,陸空聯合作戰的指揮關係問題以及最近出現的空間作戰問題。

從上述問題看來,這些問題顯然並不僅僅是各軍種的問題,而且還常常關係到整個武裝部隊。

儘管如此,在會議的討論和辯論中,各軍種在許多重大問題上都持有自己的立場,雖然我的說法可能過於簡單,也可能不完善,但我還是根據我所知道的情況對比說明一下過去四年來各軍種在某些主要問題上的立場。

下面段落的長短只能說明我在寫陸軍情況時比寫其他軍種更有把握些。

陸軍的立場是陸軍贊成採取全面的靈活反應的戰略。

這種戰略是根據1957年以來世界局勢的變化對我國的戰略作出重新估價之後而產生的,它要求會議首先確定戰略報復部隊、大陸防空部隊、海外駐軍、有限戰爭和大戰中所需要的戰略預備隊、反潛部隊以及類似的其他部隊的需要程度,然後根據上述部隊的需要編造國防預算。

陸軍認爲,一定數量的防空部隊是原子威懾力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代表攻擊力量的原子運載能力以及代表防禦力量的大陸防空部隊加在一起,就構成了戰略威懾力量,這兩部分力量應該均衡發展,以保證獲得最大限度的威懾效果。

鑑於日益增長的彈道導彈的威脅,防空的重點應以比目前預計更快的速度從轟炸機防禦轉到對導彈的防禦,同時,新型反導彈導彈應儘快地用於作戰。

目前,花在有人駕駛的截擊機及防空導彈系統方面的錢是太多了,有人駕駛的截擊機已經過時,隨着轟炸機威脅的減小,發展反導導彈也嫌太遲了,此外,這種導彈在技術和財力上是否可行,也是值得懷疑的。

陸軍反對堡壘的思想,而趨向於強調海外駐軍的重要性和通過適當的軍援計劃加強我們主要盟國地面部隊力量的必要性,陸軍還贊成在海外建立前進倉庫,以縮短在對付遠離我們中亞和歐亞分界線及遠東駐軍地區所發生的軍事情況時所需要的反應時間。

在提出對靈活反應戰略思想的需要的過程中,陸軍成了要求我國增強進行有限戰爭的能力的主要發言人,它反對海軍與海軍陸戰隊能夠代替陸軍執行這項任務的想法,因爲,這是一種持續的地面戰鬥,所以是陸軍特有的任務。

但有限戰爭的任務也不是陸軍的專利品,其他軍種能夠也應當做出具體的貢獻,爲了加強在有限戰爭中的聯合計劃和聯合訓練工作,陸軍贊成設立單一的司令部,它可能是設在國內的統一指揮部,負責使進行有限戰爭的部隊作好戰備。

陸軍對迅速調動部隊以應付海外有限侵略的能力頗爲關心,所以極力主張建立足夠的戰略空運和海運力量,由於會議從未就應付有限戰爭所需的戰略運輸力量的數量取得一致的意見,因此,陸軍要求根據對可能發生的有限戰爭的圖上作業確定所需的戰略運輸力量。

爲了計劃先頭部隊的行動,陸軍主張事先指定一些空運部隊,它相信這樣做可以加強聯合計劃的工作,而不會使已經指定的空軍部隊停止活動,同時,也有必要逐步替換陳舊的飛機和船隻,以使戰略空運力量與海運力量現代化。

在其他軍種的部隊方面,陸軍認爲,空軍過多、過長地依賴有人駕駛的飛機、有人駕駛的轟炸機和截擊機,鑑於百萬噸級的氫武器的破壞力已有巨大的增加,因此,我們現成的戰略威懾部隊中的運載工具——飛機和導彈——的數量已經過多。

然而,它需要更迅速地以導彈代替轟炸機,以便實現現代化,其防禦能力也應通過防空、預先警報及其他有關的措施加以提高。

這種觀點的中心思想是,一支現代化的防護良好的、均衡發展的報復部隊,雖然數量較小,但其效率要比目前空軍、海軍和盟國的空軍、航空母艦及各種導彈的結合體高得多。

至於海軍,陸軍認爲導彈核潛艇的確具有明顯的優點,但對於這種潛艇的服役時間表示懷疑,陸軍認爲,海軍的航空母艦計劃龐大得毫無理由,它要求海軍首先注意反潛作戰計劃。

至於陸戰隊,陸軍承認它們可以對於在海岸與海岸附近發生的有限戰爭作出潛在的貢獻,但是強烈地反對這樣的看法:陸戰隊應當成爲第二陸軍,而且可以接替陸軍在迅速而持續的地面戰鬥中所起的作用。

最後,陸軍反對作爲大規模報復思想一個組成部分的短暫的戰爭概念,即下一次戰爭將在幾小時或者幾天之內結束,而且反對以這種概念來指導動員準備。

鑑於未來戰爭的持續時間尚難預料,因此,如果不做好開戰後進行動員的準備,那就會象一個強硬的對手一樣,面對着決定勝負的戰鬥,但他只進行了第一個回合的練習。 海軍和海軍陸戰隊出席會議的代表很遲才和陸軍一起支持靈活反應的戰略思想,反對大規模報復思想的鼓吹者,但對按作戰職能分配財政預算並不熱心,而主張按軍種來分配預算,因爲他們認爲,海軍和海軍陸戰隊的部隊不可能分割成爲各個專業單位。

他們指出,一艘艦隻可以同時對戰略轟炸、反潛作戰和防空作出貢獻,然而,他們也趨向於同意目前的戰略報復部隊按其所擔負的任務來說,可能是過於龐大了,故應使其現代化,並縮小其規模。

海軍認爲,經過這種改組,導彈潛艇由於具有機動性和隱蔽的特點,就應在履行進攻性的戰略報復任務中起主要作用,它強烈地反對把導彈部隊和空軍司令部合併。

大陸的防空沒有得到海軍多少支持,它力圖阻止在防空方面花費大量的財力,因此對於反導彈導彈計劃採取了否定的態度。

海軍和陸軍一樣,反對堡壘的思想,它雖然承認迅速應付有限戰爭的必要性,但是爲了避免讓陸軍保持龐大的部隊,它反對制定大規模的有限戰爭的計劃,它力圖說明海軍和陸戰隊結合起來,就能解決有限戰爭的問題,因此對陸軍在戰略空運及海運方面的要求,不感興趣。

海軍力圖保持龐大的航空母艦部隊,企圖以大戰及有限戰爭的要求來說明其艦隻數量是合理的,雖然其他軍種希望看到海軍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於反潛作戰,但海軍卻要在三個方面同時並進,即企圖擴大它在戰略轟炸和有限地面戰爭中的作用,同時又要保持反潛作戰的職責。

海軍同意陸軍的看法:短暫的戰爭的概念是危險的,也同意必須作好開戰後進行動員的準備。

總之,海軍和陸戰隊滿足於現狀,反對對各軍種目前的作用和任務進行任何重大的改變。

空軍是竭力主張採取大規模報復戰略思想的軍種,它認爲,這是我國賴以取得安全的唯一有效的軍事戰略,空軍發言人的論點大致如下:

大規模報復的戰略思想現實地考慮了這樣的事實:我們決不可能在保持空中優勢的同時,在地面部隊方面與敵人爭雄,它也是我們財政收入能夠支持的唯一有效的戰略。

它迫使蘇聯和美國認識到,有蘇美直接參與的大戰將對它們造成很大的破壞,以至成爲一種完全不能接受的冒險。空軍認爲,蘇聯和美國害怕大戰,不僅將使我國避免大戰,而且也可以避免有限戰爭,因爲蘇聯和美國人害怕任何有限戰爭可能發展成爲致命的大戰。

因此,空軍認爲,無需作好應付所謂有限戰爭威脅的特殊準備,因爲在我們準備大戰的時候已經考慮到它了,任何特殊的準備可能是非常不利的,它會引起對我們在危機中使用報復力量的決心的懷疑,從而削弱威懾力量的效果。

這種懷疑也會助長潛在的敵人的氣焰和使我們的盟國感到失望,我們必須反對任何可能損害大規模報復政策的信服力的行動。

空軍認爲,我們主要的危險在於蘇聯和美國的戰略空軍部隊和導彈部隊的日益強大,爲了應付這一近處的危險,我國必須在戰略打擊能力方面經常遠遠超過蘇聯。

爲此,我們需要越來越多的戰略導彈和戰略轟炸機,並在導彈的戰鬥力還沒有得到完全證實之前保留充分的戰略轟炸機。

我們雖應確保駐在我國本土的戰略打擊力量不受敵人的突然襲擊,但在戰略空戰中,強有力的進攻就是最好的防禦,因此,戰略空軍必須比大陸防空部隊和由陸軍提供的要地防空部隊,優先得到不斷的加強。

同樣,我們也不應錯誤地以大量的財力發展反導彈導彈防禦,因爲,它是否可以使用,還值得懷疑,此外,其造價也非常高昂,雖然研究和發展一種反導彈導彈可能是正當的,但在沒有證明它的有效性以前,就不應投入生產。

空軍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的立場,來源於前面所說的理論,如果這種理論是正確的,那麼預算的重點就應放在進行大戰的部隊方面,特別是戰略空軍方面。

海外駐軍應當減少到只起絆索的作用,國內的戰略機動預備隊應當縮小到較小的規模,如果這些部隊適當地縮小了,就不需要增加戰略空運和海運部隊來保證它們的運動。

由於我國只需要準備應付大戰,而且大戰也只是短暫的,因此就沒有理由在本土儲存大量的動員物質,各種部隊的動員基地應當減少,把節省下來的錢用於現成的部隊——最好是空軍方面。

隨着有人駕駛的飛機的重要性的降低,空軍看到在各軍種之間繼續保持對它有利的預算,已經成爲越來越嚴重的問題,爲了保持對它有利的預算,空軍一方面發動進攻,以圖接管陸軍的大陸防空任務,另一方面又進行防禦,防止海軍的核潛艇插足於它的戰略轟炸任務。

由於一些不瞭解的原因,空軍代表至今仍反對使洲際彈道導彈和中程彈道導彈具有機動的能力,然而,它們對機動的多箭頭導彈作了重要的讓步,可以預料,在以後,空軍的立場可能會有變化。 我知道,作爲特殊作戰部隊總司令的孫二虎上將和聯勤部隊總司令的蘇紫上將正在全力打造一個神祕計劃,號稱睡蓮計劃,所謂睡蓮,就是我軍要在需要的地方建立很多小型基地,這些小型基地人員和設備都較少,但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這些小基地就像匍匐在海洋上的睡蓮,隨意隨時跳向獵物。

按照他們的部署,在廣闊的領土上,從中西伯利亞到交趾自治區的熱帶叢林,從中亞的沙漠到南亞的山脈,我國正在努力尋找更多的睡蓮,上萬公里的海岸,將可能成爲下一個睡蓮帶。

這樣,特殊作戰部隊的空降兵和突擊隊就通過睡蓮在廣闊的領域像落棋子一樣,佈局了很多點,而點與點之間通過我軍強大的通信和兵力投送能力,形成網絡。

總參謀部的專家表示,這樣,我國就可以非常方便地隨時對敵對國家溫柔一刀,防不勝防。

據蘇紫上將透露,20年以來,他們已經打造了150多個睡蓮或小型軍事基地,通過打造睡蓮計劃,對自己海外友好國家的軍事基地進行改造,即打造更多非常靈活的小型基地,或者將它們改頭換面,不叫軍事基地,叫安全合作點。

這些安全點的建設,使我國免受當地人民的指責,同時,又可以繞過複雜的法律條文,且這些睡蓮成本小,甚至有些根本不需要有我國士兵駐紮,但通過這裏囤積的武器裝備,一旦戰時需要,我軍可以非常方便地得到給養補充。

上面是在會議辯論中顯示出來的關於各軍種立場的相當精確的陳述,這些不同的立場說明了尚待文職當局作出決定的問題的範圍和性質,同時也說明了預算對各軍種意見分歧的影響。

事實是,如果大家不知道國防預算的限額,那末,軍種之間的許多衝突是可以通過協調來解決的,但是,國防預算的最高限額約達4000億人民幣的事實提醒了每位軍種總司令:各種軍事計劃雖然性質不同,但事實上卻是在數量已經確定的預算之間進行競爭。

這種考慮影響了各軍種總司令對兄弟軍種的計劃的態度,因而也就更難作出一個大公無私的判斷。

反之,如果不考慮財政因素,就可能作出公正的判斷,國防預算有一定的數量,加強了各軍種間對經費的爭奪,因而也成了各軍種發生衝突的主要根源,這種衝突損害了全國對軍事計劃的信心。

我一開始就指出,在三年半的時間內,會議只是在23個文件上存在着分歧,考慮一下這些分歧是如何處理的以及誰的意見最後取得了勝利,可能是有趣的。

每當會議在一個問題上不能取得一致意見,並且不可能進一步統一意見時,他們就指示總參謀部主任起草一份報告,將分歧的意見呈送國防部長加以處理,爲了便於國防部長比較,這個文件陳述了各種分歧意見。

總參謀長在這些問題上的地位與軍種長官的地位多少有些不同,在1958年國防部改組之前,總參謀長在會議討論的過程中有否決權,但這並不是真正的情況,因爲軍種總司令們並不參加正式的投票,而當他們的意見不一致時,就把不同的意見提交總參謀長。

總參謀長通常同樣有資格可以用口頭方式或以個人備忘錄(附在意見分歧書後)的形式,向最高文職領導人陳述自己的看法,蘭黎明總參謀長使用了提交個人備忘錄的方式。

這種方式在1958年的國防部改組法中作了明文規定,這樣,就給其他軍種總司令以同等的投票權,對此,議會和公衆認爲,這在很大程度上加強了平等的軍種的地位。

實際上,並沒有作出什麼重要的改變,因爲,即使沒有正式的投票權,按照傳統,總參謀長也已經取得了凌駕於任何一個軍種總司令或軍種參謀長們之上的地位。

下列的記錄清楚地顯示了總參謀長的首要地位,同時,也表明了國防部長就上述的23個意見分歧的文件所作出的決定,後面兩項數字是指1957-60年期間國防部長在23次意見分歧中同意和否決各軍種和主席的意見的次數。

支持 否決

陸軍 3 20

海軍 13 10

海軍陸戰隊(只參加11次) 4 7

空軍 17 6

總參謀長(只參加過21次) 18 3

爲了瞭解上表中諸因素的彼此關係,還應該指出某些事實,陸軍通常處於少數的地位,在23次意見分歧中僅得到總參謀長一次支持,空軍4次支持,海軍10次支持。

海軍陸戰隊在11次意見分歧中支持陸軍6次。

記錄表明,在所研究的時期中,總參謀長通常支持他原來隸屬的軍種,海大江海軍上將在13次意見分歧中支持海軍10次。

而首任總參謀長蘭黎明上將在8次意見分歧中,8次支持空軍。

記錄同時也說明,海軍陸戰隊參加會議,就等於給海軍投兩票的權利,在11次意見分歧中,海軍陸戰隊有9次支持海軍。

經常有人說,即使是爲了減輕國防部長在作出軍事決定時所遇到的困難,總參謀長也有責任取得一致的意見,但我不同意這種說法。

從記錄中可以看出,在這一段時期中,國防部長曾經4次否決軍種軍事長官會議的一致意見,因此,顯而易見,即使軍中軍事長官會議取得一致的意見,也不能解決一切問題。 總之,研究了這些數字後,能得出什麼結論呢?

首先可以看出,過去四年來,陸軍一直處於孤立和少數的地位。

海大江海軍上將擔任總參謀長期間,陸軍就與其對立,與其他軍種總司令也常常對立,以後,直到海軍和陸戰隊傾向於支持靈活反應的戰略和看到有限戰爭的重要性後,這種情況才逐漸有些好轉。

但是,仍有這種情況存在,即在過去四年中,要不是總參謀長具有一種異乎尋常的本領,專門在爭論中選擇錯的一方,便是有人對不同意見採取了堪與蘭黎明總參謀長的優良傳統相媲美的壓制手段。

另一個主要的結論是,總參謀長這一邊幾乎經常獲勝,這一點並不奇怪,因爲,總參謀長是由總統親自選擇的,他和總統和國防部長在實質上和精神上都是密切一致的,他們在最高層並肩工作。

總參謀長以總統和國防部長主要軍事顧問的身份陪同他出席國內外許多重要會議。他很快地和總統和國防部長的思想一致起來,並在政府內外,成爲武裝部隊的可靠代言人。

人們常把總參謀長的看法和軍種總司令們的看法混淆起來,並且,還錯誤地認爲總參謀長的立場就是軍種總司令們的立場,這種情況說明了總參謀長的首要地位,也許正是由於這種情況,才必然形成了他的首要地位。

當然,總參謀長保持這種首要的地位,對總統和國防部長來說,是極爲重要的。

總統國防部長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總參謀長來指導軍總總司令們的工作,使他們操勞不息,並從他們那裏得到及時的意見和建議,而且最好是那種不令人爲難就能接受和同意的意見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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