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話務員在我的附近蜷伏着,步話機已經卸到地上,不需要一句話的交流,他們憑直覺就明白了,我要把這兒當指揮部的意圖。

我把步槍倚躺在倒伏的樹幹上,連隊環形防線的前緣在我的右前方80-100米處,正是我槍指的方向,我站在樹幹上開始掃視我周圍的區域,選擇一旦有襲擊時,我自己的火力應當覆蓋的地方



我的周圍全是厚密的灌木從。雖然不至於密到無法通行,但也厚得你必須圍着灌木繞去繞來才能通過,我心想,至少敵人不可能直接撲到我跟前。

隨即,我先是看見樹枝象被劈斷似的飛了起來,緊接着,第一發子彈帶着巨大的嘯聲從我右耳邊飛過,我的鋼盔刷一下,掉在地上。

我以爲我被擊中了,我第一動作縮頭彎腰,半蹲,全身趴倒,整套動作一氣呵成,毫無頓滯,剛趴下,又是兩槍,直接貼着我上方飛過,接着一串子彈打在我的左面不遠。

前面傳來喊聲、倒地聲和打鬥聲,聲音從前面灌木叢中出來的,象是狗打架一樣,我跳到倒伏的樹幹上,右手端着

步槍,大喊道:“跟我上!”

我繞着灌木迂迴跑動,我的一個士兵以灌木作掩護趴在2,3米遠的地上,和我跑的方向正成直角,他聽到我接近的動靜,立馬做出反應,轉過槍對着我,他的眼泛着光瞪着溜圓,槍口正對着我的胸,目光全部聚焦在我的胸部,好一個模範的戰士。

他準備幹掉我,我猛地意識到,我沒戴鋼盔—–他以爲我是那些越盟武裝人員。

冷情總裁之嬌妻難馴 “嗨,操,是我!”我叫道。

他的目光擡了起來,擡到了我的臉上,看到我直直地盯着他,接着,當他意識到他差點兒就斃掉了我這個國王時,他象條被剃刀劃了的狗一樣顫個不停。

我的兩個士兵被打倒在他們的火力點前面,他們周圍厚密的闊葉草倒伏了一大片,其中一個靜靜地側躺着,負了傷,士兵們從各個方向跑了過來。

另一個仰面倒在地上,胳膊平伸開,就象被釘在十字架上一隻手裏還緊抓着一支越盟武裝使用的波波沙衝鋒槍,深紅粘溼的衣服下襬,表明他腹部受了傷。

“頭兒,快給我看看,我怎麼啦?”他哭喊道,他這是在懇求我幫幫他,救救他,他直勾勾地盯着我,哭喊間不時地喘息着。

就在此時,一發迫擊炮彈在我附近爆炸,我眼前一黑,醒來時我已經在鋪着潔白牀單的病牀上了。 讓我們回到中華軍對蘇開戰前的華夏大地,國民大會的全稱爲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它代表全體國民行使職權,即行使罷免、選舉、創制、複決四種政權。

根據憲法規定其具體職權如下:

1.有選舉罷免總統和副總統之權。

2.有修改憲法及複決立法院所提出的憲法修正案之權



3.領土、疆域的變更,得經該會議批准。

4.有權決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修訂和廢止。

5.對中央法律亦有創制權和複決權。

此外,據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國民大會對總統提名任命之司法院、考試院及監察人員有行使同意權。

柯南之所謂記者不好當 聽取總統的國情報告,並進行討論,提供建言。

國民大會的組成

依據憲法和法律規定,國民大會代表由國民選舉產生,其代表由以下幾方面產生:

由縣市產生,各縣市及同等區域各選出代表1人,但其人口逾50萬者,每增加50萬人增選代表1人。

由邊疆、民族和內地生活習慣特殊的國民中產生。

由僑居國外的國民中產生。

由農、工、商、漁、教育、自由職業等團體中產生。

由婦女團體中產生。

各方面產生的代表名額,均以其法律規定,根據選舉罷免法規定,選舉採取多數代表法,即以得票比較多數者依次當選,票數相同時用抽籤的辦法確定。

代表候補人,也按票數多少,依次確定,票數相同時抽籤確定。

代表缺席時,由候補人依次替補。

憲法規定,國民大會代表任期6年,中國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於1948年3月5日舉行。

誰當總統?沒人懷疑蔣公是當然人選,但蔣公本人卻提出他不願意當總統,他主張首屆總統應該由一位執政黨外人士擔任。

並且應該符合下列標準:

一、在學術上有成就



二、在國際上有聲譽。

三、對國家有貢獻。

蔣公當衆宣佈自己無意競選總統,之後就退出了會場,結果與會者的思維頓時陷入混亂。

有人揣測蔣公的意思是要推選北大教授胡適當總統,甚至揣測也許蔣公已經事先徵求了胡適的意見。

混亂之後,出自黃埔的多數執政黨軍政大員認爲,蔣公實在不願當總統也好,但是要當有實權的行政院院長。

而戴季陶等執政黨中的強硬派堅決主張由蔣公來當總統,認爲除了蔣公之外別人都沒有這個資格。

爭論的結果是:“一致推舉蔣做總統候選人。”,由陳布雷打電話向蔣介石說明。

陳布雷的電話打了,蔣公還是推辭。

十分棘手的問題上了國民黨中央常委會,蔣公到底當不當總統候選人? 皇上,給條活路! 兩種對立的意見開始重新爭論。

可是?已經沒有多少時間爭吵了,行政院院長張羣索性道破了天機:“並不是總裁不願意當總統,而是依據憲法規定,總統是一位虛位元首,所以他不願意處於有職無權的地位。如果常委會能想出一個補救辦法,規定在特定期間,賦予總統以緊急處置的權力,他還是要當總統的。”

高官大員們恍然大悟,當即推舉張羣、陳立夫和陳布雷三人去面見蔣公,轉達中央常委會的意見:如果他願意擔任總統,就在憲法外另立條款,賦予他以必要的特殊權力。

蔣公立即同意了。

12月25日大會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宣告閉幕。這次大會有的黨派沒有派人蔘加。

我們看到,國民代表大會和憲法既未經政協一致同意,又無聯合政府召集,更無真正民主黨派的代表參加制定,故不論這所謂國民代表大會已經開過,這所謂憲法已經通過,其性質依然是執政黨的國大,執政黨的憲法,全國民主人士決不會承認它爲合法爲有效



1947年的《紀事報》開始對國民大會從各個方面開始大肆批判,當然,這是爲修改憲法做熱身,這是葉奮韜的第二步計劃。

1947年的國大預備開會的情形很糟,糟到連執政黨的黨報都不得不出而指責。據我們所看到的京、滬、津各地報紙所載有關國大會場情形的記載,字裏行間,大都含諷帶譏,印象不好。

有人認爲國大有二千多人在一起開會,會場秩序不易控制,一切情形難望理想,這是第一次的民主學習,大家應將期望的尺度放寬一點。

不過我們應當指出,天下的事情,不像樣也有一個不像樣的限度,在限度以內,大家可以原諒,超過了某種限度,便使人難於默緘。

像這樣一個二千多人的會議,要希望每一議事,每一發言,都按規就矩,有條有理,自然未免求之過高。

但是動輒起噓,隨便喊打,亦未免失之過分。

國大代表來自各地,所受教育,程度不一,我們亦不能希望每個代表的發言禮貌,都能符合水準,但報載居然有人高喊“媽他民的主”,則未免相去更遠。

會場情形,一言不合,四座喊打,意氣之徒,直奔講壇,若無職員勸解,定必扭成一團,偌大一個會場,東一簇,西一簇,亂哄哄,氣沖沖,儘管主席嘶啞喉嚨,要求維持秩序,可是無人理會,一片喧囂,一團亂糟,使那些旁聽之士,除了微微一笑之外,簡直無感可想。

我們細加分析,造成這種不體面的情形,一部分是知識問題,一部分是修養問題,而兩者實際上仍然是一個教育問題。

就知識言,本人親耳聽到一個代表發言,謂國大有修改憲法之權,如其我們這次不修改憲法,就是我們沒有盡我們的責任。此種邏輯,不知何來。

修憲之案,均須三讀通過,舉行二讀會時,有一位代表大嚷,說上次業已通過,所謂“上次”,實際上是一讀會,爲什麼還要討論?有人告訴他議案須經三讀,始能通過,這位代表還是不服。

國大代表,不遠千里,進京(這裏指南京)開會,而不肯在事前稍爲補充補充自己的知識,嚴格言之,可謂有虧職守。 《紀事報》接着說道,就修養言,民主政治的原則是講理,喜歡打的朋友何必競選國大代表?要講理就得聽反對的意見,不願意聽反對的意見的人何必競選國大代表?民主國家的會議代表,都應具有某種水準以上的教育素質。

我們應維持這種水準,我們應提高代表的素質以符合這種水準,我們不應降低這種水準來遷就代表的素質!

這次國大開會之糟,業已衆口一辭。但是大家都在議論國大代表的品質,而很少有人追究這一個失敗的國大的責任應由誰負。

這次國大開會情形如此之糟,從歷史的眼光來看,國大代表所負的責任小,20年實行訓政的執政黨應負的責任大。

議會的成就如何,就得看議員的素質如何,議員的素質如何又得看選民的素質如何以及國家政治上的風氣如何。

選民的素質高,產生出來的代表的素質自然也跟着高,國家在政治上的風氣好,選舉的成績自然也跟着好。

在這次的大選活動中,無論選民或競選人,大多數都是在20歲至50歲之間的公民,這些選民與競選人的素質的高下,不能不說與20年來執政黨訓政的成績有關。

衆所周知,這次國代和立委的選舉,弊端百出,弄到發生命案、選官被控、絕食擡棺,笑話之多,開中外古今紀錄。

選舉的成績如此,執政黨對於這20年來訓政的這段歷史,何以交代?再說代表素質,今日國大代表的素質,難道都是理想的嗎?難道都夠得上國家的水準嗎?

假如國內還有素質更好的公民,何以那些素質更好的公民無法產生,因之使國家的政治水準得以隨之提高? 醫婚霸道,總裁妻人太甚 執政黨對於此點,有何自解?

我們很坦白的說,從這次國大選舉和國大開會情形來論,執政黨20年的訓政是徹頭徹尾的失敗了

!執政黨要是有勇氣,對於這點應當坦白承認。

也許他們看到這二十幾天來國大的情形,內心裏也在慚愧。

行憲以後,實際上掌握權力的黨還是執政黨,我們希望他們能夠拿出良心來,拿出勇氣來,全盤改變作風,真正替這個國家做點事情。

只有以國家爲第一,才能大公無私。

只有大公無私,才能在政治上有所成就。

只有有成就的人、團體、黨派,才能在這時代的洪流中立腳!

大家都說,現在中國,除了蔣公,還有什麼人可以出任總統呢?這個問題實際上包括着兩個問題:

一、在現實的政府政局裏,還有哪一個人能有像蔣公所有的那種統籌全局的權力呢?

二、競選就是一種比賽,也可以說是一種挑戰。現在有哪一個人敢起而與蔣公挑戰呢?

由這兩個問題,引起了一個更重要更基本的問題,這一個更重要更基本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要進而研究的,即爲什麼在這樣一個人口衆多的國家裏,在政府的統治下,除了蔣公之外,竟然沒有一個人,在聲望和權力方面,可以勉強和蔣公濟與並列的地位呢?

十幾年來,社會上對於中國的政局有一種籠統的印象,認爲當局御人,常採分而治之的辦法。

在黨務和教育方面,這一面有一個陳立夫,那一面就有一個朱家驊。

財政經濟方面,這一面有一個孔祥熙,那一面就有一個宋子文。

軍事方面,這一面有一個何應欽,那一面就有一個陳誠



派系方面,這面有一個cc系,那一面就有一個政學系。

使各方面都造成一種均勢的局面,大家都環繞着一個人,任何方面都再也跳不出第二個全國性的領袖人物。

這種情形,據我們所能瞭解的,對於要真正實行民主政治,實在是一種基本的、十分嚴重的缺陷。

因爲在一個民主國家中,全國性的領袖必不能僅限於一人。

所以我們看,在英國,保守黨有保守黨的黨魁,工黨有工黨的黨魁,兩個黨魁在個人的才能上容有高下之分,而在國家的活動中,都能保持獨立的地位,所以一旦丘吉爾內閣垮臺,艾德禮也一樣能起而組閣,掌握國家的大舵。

在美國,現在正忙大選,我們看,共和黨、民主黨、第三黨,都各擁有全國性的領袖,一旦事勢需要,均可起而執政。

假如一個國家,只有一個領袖,或者只容許產生一個領袖,這種國家絕對不夠條件推行真正的民主政治。

純粹從政治制度着眼,這次我們選舉總統,是很滑稽的。我用滑稽兩字是因爲我想不出其他任何更適當的字眼。

總統選舉法裏雖然規定可以自由簽署提名,實際上那是給無黨派的獨立人士一種機會,以便沒有黨籍的獨立人士亦可競選總統,至於政黨方面,按照各國通例,其候選人仍應由政黨提出。

這次執政黨沒有提總統候選人,由簽署提名的總統候選人也沒有發表競選演說,這些已是出乎常例,而最妙的,執政黨裏竟然有兩個人出來競選總統。

這算什麼一回事呢?我們學政治學的人簡直沒有法子解釋。

而尤其妙的,居正最初表示競選總統,其後又說不競選了。不競選,且罷了,還發表了一個聲明,說“餘不揣庸朽,偶聽朋友勸告,出而競選總統。嗣經記者圍繞,率作片面談話,雖曰吹笙引鳳,識者已竊笑矣。茲幸經本黨全會深切研究,鄭重決議,一致懇請總裁出而應選爲第一屆總統候選人。輿論既有所歸,說論衷於一是,餘身爲黨員,應即服從黨議,再不作競選言說,以淆觀聽

。”

讀了這個聲明,簡直使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居氏身爲司法院院長多年,總統之選,何等鄭重,而忽競忽不競,真是使人迷惑;

而結果呢?讀者也許不免要捧腹大笑,因爲居氏仍舊是競選了!從這件事情,我們可以說一句話:即今日政治上的人物,是如何的隨便!政治如此,安得不使今日一般青年對於政府失望!

這次參加國大的政黨,除執政黨以外,還有青年黨和民社黨。這兩個黨這次都沒有人蔘加競選總統,這也是奇怪的事情。組織政黨的目的何在? 婚深意動,首席老公別太兇 曰,希望掌握政權仰可實現本黨的政策耳。

競選總統,本黨不提候選人,而卻去支持他黨的領袖,政黨史上,事不多見。

去年4月,國、民、青三黨共同執政,共同擁戴蔣公,是猶可說,現在行憲,三黨各自獨立,法理上的立場已變,哪還能承襲三黨共同執政時代的作風?

曾琦還要發表聲明,說什麼總統要具五個基本標準,五個附帶條件,真可謂其臭不可聞也。

假如這批臭蟲都趕不出中國的政治舞臺,請問中國的政治哪有清明進步的一天?

關於副總統,執政黨一黨有四位候選人,其不合理,正如執政黨一黨有二人競選總統一樣,已詳前論,此處不贅。

嚴格言之,執政黨應當只提一個人出來競選副總統,現在擱起不管,聽他們去自由競爭,無非顧全事實。

由此可見,今日中國的政治,一切還是以顧全事實爲主,以顧全制度爲次。在這種政治作風之下,還談得上什麼實行憲政。

關於選舉副總統,在國大代表之間,我們最容易聽到的一種論調是:“糟糕,這幾位候選人都是朋友,叫我到底選了哪一個好呢?”

我們願意告訴代表諸君:“你們錯了!人民選舉你們,是委託你們,要你們替他們挑選一個最好的副總統,你們不應當從朋友交情的觀點來作投票取捨的標準。

你們這種話,初聽好像沒有什麼?細加研究,就十分嚴重,因爲這牽涉到你們對於代表職責有無基本的認識了。 國大一開,就有許多代表要求修改憲法,憲法應不應修改,此處不談,而會場上所以鬧得如此一團糟,歸根結底,還是吃了憲法第174條的漏洞的虧,憲法第174條文雲:

憲法之修改,應依下列程序之一爲之:

一、由國民大會代表總額五分之一之提議,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席四分之三之決議,得修改之。

二、由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得擬定憲法修正案,提請國民大會複決。

此項憲法修正案,應於國民大會開會前半年公告之。

上文第二款,立法院依法議決之修憲案,應於國民大會召開之前半年公告之,這是十分合理的。

其目的在使國人注意,有充分討論之時間,並使國大代表及政府當局都能明白一般輿論的背向。

但是同條第一款爲什麼不作同樣的規定呢?這是一個漏洞。

憲法是國家大法,絕大多數的公民沒有機會表示意見,由二三千個代表一下子便可隨便修憲,這是很危險的



假如174條第二款。也規定由國民大會代表總額五分之一所提議的修憲案,應於國大召開前半年公佈,至少這次國大召開後,便不致因修憲問題開得滿屋皆噓了。

政協時代,按照張君勱的主張,將四權散佈於人民,人民直接行使四權,是謂國民大會,即所謂化有形之國大爲無形之國大。

其後執政黨召開六屆二中全會,堅決反對,執政黨與在野黨終於妥協,保持國民大會之形式,而減削其權力,使其職權僅限於

(一)選舉總統副總統。

(二)罷免總統副總統。

(三)修改憲法。

(四)複決立法院所提之憲法修正案。

這次國大召開,總統副總統尚未選出,第二款“罷免”一項自然談不到。

新的立法院尚未成立,第四款複決立法院的修憲案也談不到。

憲法尚未實行,利弊得失尚不可知,一般意見都不主修改,所以真正的任務,乃在選舉總統副總統。

除了選舉總統副總統外,並無其他權力。

但國大代表,不甘寂寞,一開會就要求討論國事,聽取施政報告。

從法理的立場言之,凡此皆與憲法規定不合。憲法的條文中,國大代表並無此種權力。

政府當局宣稱,此次召開國大,即爲行憲之始,而不料國大一開,國大代表本身即做了破壞憲法的行爲,同時政府居然接受國大代表的要求,各部會首長一一到會報告施政,亦即不啻政府也跟在國大代表的後面,從事破壞憲法。

所以這次的國民大會,在政府的原意,也許視之爲行憲之始,而事實上,這次的國民大會,卻變成爲毀憲之始,國大代表和政府步伐一致,領導毀憲,這一點是使一切愛護憲法的公民,都引爲遺憾的。

國大代表要求修改憲法,主要的動機是認爲國大的職權大小,要設法增加國大的權力



就人情言,他們這種心理我們是極能瞭解的。可惜國大代表忘了一件事,即他們只站在國大代表的角度上看國大,而沒有從整個國家制度的角度上看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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